〈運動是為了保持香港獨有的地位〉

自反送中運動開始,Amy就是站在支持運動的一方。今年34歲的她,在香港出生和成長,高中曾到英國留學,大學回到香港升學。父母都是專業人士,而自己則擁有碩士學位。現為自由身公關策劃人及創業中。

她認為返送中運動由始至終,就是香港人爭取他們應有的權利。自銅鑼灣書店事件,她對中國司法制度完全失去信心,什麼「陽光司法」是個天大的笑話。她認為陳同佳事件是香港政府用來硬推送中條例的藉口,因為她知道臺灣很早之前已經同意以單次個案形式移交犯人。

「多你一個就係多你一個」

這場運動發展至今,她參與過不同的活動。6月9日是她正式為運動踏上街頭的日子,成為和理非的一員。在她印象中,那個時期只有民陣舉辦的遊行,沒有零散、自發的活動。在6月,她參與了9日、12日和19日的遊行。這些遊行都是由大台舉辦。上街,要告訴政府她的憤怒。她認為留在家中發怒是沒有用;憤怒必須要在公眾場合展示才能得到政府正視。

每次參與遊行,她很樂意作出現場捐款。到現在,她大概捐了港幣一千元。至於網上捐款,她大概捐了港幣二千元到六一二人道基金、反濫權大控訴眾籌計劃,以及一個運動記錄片的眾籌計劃。在6月份的時候,她會向遊行的物資站捐出生理鹽水、食物和口罩。她曾在立法會大樓外和機場貼連儂牆。她每日會在網上分享示威資訊,並在自己的臉書和IG上面支持示威人士。她參與了無數的網上聯署。在8月5日,參加了罷工。在遊行期間,她會拍攝現場情況,上載到自己的臉書。她認為自己看很到的事情是值得在網上與朋友分享。她都會分享別人拍攝的片段,但主要以警方暴力的片段為主。分享這些片段時,多會加上她自己的個人感受,以發洩她的憤怒。作為和理非的她,從9月起在telegram上參加了一個義工翻譯小組。這個小組把本地的新聞資訊翻譯成英文,然後發佈到外國媒體去,把戰線推到國際。

「香港政府好shitty」

引發這次運動的源頭,她認為完全是政府硬推送中條例。她指出在6月9日後如果政府撤回修例,事情必然不會發展到如斯田地。可惜在6月9日後,政府仍然堅持二讀,完全漠視民意。她認為,林鄭月娥持著能夠得到建制派的支持,在立法會上必然可以成功通過草案,所以視民意為無物。她又認為,林鄭月娥自視過高,以為政府連2014年雨傘運動都能敷衍了事,沒有事情能阻擋現屆政府。Amy覺得香港政府早已不重視香港人。例如在明日大嶼一事上,是林鄭月娥想把更多的大陸人引來香港。這些都反映了政府的領導階層沒有領導社會的能力。Amy非常認同末代港督彭定康所說的一句:「香港的自主權……會一點一滴地斷送在香港某些人手裡。」而「某些人」,Amy認為就是林鄭月娥一眾官員。

Amy又認為這場運動揭示了香港長久以來貧富懸殊的問題。但她明確指出,運動出現並非因為貧富懸殊,只是她留意到有藍絲會把青年人上街歸咎到房價高企、上樓無期的情況。Amy認為這是混淆視聽。

新屋嶺事件事是Amy對這場運動中印象最深感受的事件。不同的受害人站出來向公眾揭露警方在新屋嶺作出的暴行,情況令人髮指。然而,警方一而再、再而三否認新屋嶺出現過非人道的情況,令到Amy不能再相信警方任何的說話。每次想起新屋嶺受害人的經歷,Amy情緒都有起伏。有好幾個晚上,睡不了,抱頭痛哭。事件曝光之後,她曾經有想過,假若自己年輕兩三年,極有可能走到前線,轉身成為勇武派。有舞蹈基礎的她,身手仍然敏捷。

她認為,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是能夠讓這場運動完結的第一步。我問她,如果獨立調查委員會得出來的結論,與她和示威人士的期待有出入,那又會如何?她補充,只有揭露警方惡行的結果才可以運動冷靜下來。可是,她慨嘆現屆香港政府在任何事上都要依中共辦事,所以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與否,都全由中共決定。

她期望運動的持續進行,能夠迫使林鄭月娥下台。雖然她認為政府不會考慮特赦一眾因反送中運動而被判罪的人士,但她深深希望政府可以行出這一步。而且,她認為必須重組警隊,包括把警監會抽離警隊,讓警監會有完全獨立調查警隊的能力。

作為自由身公關策劃人及在創業途中的她,由6月起,運動影響了她的收入。但她沒有埋怨。她認為,犧牲個人收入算不上什麼。她也有被捕的打算。縱然她不是走在遊行的最前線,但在警方濫暴的大前提下,有時候,她會在腦海中想像,被捕後應該怎樣做。在個人消費上,她拒絕在藍店購物。

Amy認為現在香港人最渴望的是重組警隊,因為警暴已成為最迫切的問題。但長遠來說,香港人都希望香港實行雙普選。她認為這場運動沒有退讓的空間。原因是,她不相信政府的讓步是真誠的。譬如說,林鄭月娥早前舉辦的社區對話,在Amy眼中只是一場公關秀,因為對話後警方就大規模拘捕青年人。所以,如果政府只是更換警方高層人員而不是徹底重組警隊,對Amy而言,這都只是一個用來挽救民意的工具。若政府要顯示誠意,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只是門檻,當中必須交代七二一元朗白衣人無差別打人事件和八三一太子站警方無差別打人事件的資料。

今天,社會完全撕裂,市民政府兩邊走。其中一個她認為能夠修補裂痕的方法,就是要警方「講返人話」,承認自己錯誤,向公眾承諾作出改善。現在,在Amy眼中,香港警方只會強詞奪理、為自己所做的種種暴行提出不同的藉口。

從正面的方面看,她看到這場運動令香港人團結起來。她看到一眾市民願意參與罷食、罷買藍店。她看到這場運動激發了香港人的無限創意,在文宣方面創作出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傑作。她看到這場運動令香港人明白自己不是大陸人,認清中共的強權野心。

整體而言,Amy認為這場運動並不是暴動。她認為暴動是一些人做出違法的行為以達到不道德的目的。但這場運動所追求的是普世價值和一些香港人應有的權利,所以不可能冠以「暴動」之名。Amy又認為這場運動並不是革命,因為革命旨在推翻政權。她認為這場運動不是直接挑戰中國共產黨,而是要保持香港獨有的地位。

「中國共產黨,最想我地呢批香港人移民。」

在香港長大的她,認為香港的核心價值是公義和自由。這兩項價值在1997年之後已逐漸失去。要維持這兩個香港的價值,香港必須維持高度自治,制定合適本港的政策,而不受制於中共政府。但她不認為香港需要獨立。

她認為如果政府依然維持我行我素的作風,香港未來的社會運動必然越來越激進。她希望政府知道,如果政府和民意背道而馳,情況會很糟糕。

在2047年,Amy會是62歲。對於香港未來的想像,她的取向較為現實主義。她認為除了在極不可能的情況下中共產生一名較開明的領導人,讓香港繼續保持公義和自由,在2047年之後,香港就只會淪為一個普通的中國城市。她看見中共在過去二十年積極發展上海,就是希望用上海取代香港的在中國擔當的國際地位。這一天,為期不遠。現在的抗爭,是香港臨死之前的掙扎。

何謂「對話」?

我的學術背景是傳播學,同時用人文和社會科學角度研究人際關係。從和Amy的對話和我在過去數月的觀察,我留意到反政府人士對政府的不滿是來自他們認為政府漠視民意。在6月9日數以十萬計的人參與遊行後,政府仍然發表聲明,表示不會撤回送中修訂草案。9月26日,政府在灣仔伊利沙伯體育館舉辦首場社區對話,說是希望尋求共識,但警方依舊在前線大規模濫捕。這一切令反政府人士質疑政府建立對話平台是否出自真誠和衷心,或只是公關秀。

顧名思義,「對話平台」的目的是促進多方的對話。何謂「真」對話?哲學家Martin Buber在“Between Man and Man”(1947/1967)一文中深入分析獨白和對話的分別。與獨白對應的關係稱謂「我-它關係」(I-It Relationship),而與對話相對應的關係則為「我-汝關係」(I-Thou Relationship)。「我-它關係」是一種局部性、條件性的關係。這種關係純粹以工具理性而建立。在這種關係中,「我」控制「它」以得到利益。這種關係彰顯在實驗室技術人員和他們的白老鼠上:前者是觀察員,後者是被觀察的物件。根據Buber,獨白的基本動作是自我反射,也就是純粹將他人當作為自身經驗的一部分,拒絕接受他者的獨特性。這種溝通行為不把對方視為人,並把人際關係變成一個手段以達致個人目的。

另邊廂,「我-汝關係」建基在互利互惠之上。這種關係涉及對對方的獨特性作出量身定制的回應。這種關係不限於人與人之間,也可應用在人與物件之上。例如,小提琴家和他們的小提琴在演奏時,小提琴和演奏家身體同時成為了對方的延伸,二合為一。「對話生命的基本動作是轉向他人」“The basic movement of the life of dialogue is the turn towards the other”(Buber,1947/1967,p. 115)。「轉向」除了是調整身體以面向對方之外,也包括把精神專注於對方身上。透過轉向他人Buber認為對話的發起者能夠感受他者的存在,世界上本來「微不足道的多重點」“insignificant multiplicity of points”(p. 115)在瞬間之中變成「圍繞狹窄防波堤的無限騷動」“limitless tumult round a narrow breakwater”(p. 116)。這就如當一個人望著自己情人的雙眼,聽著情人的呼吸聲,感受著情人的體溫,察覺到情人的獨特性及個體。

Buber不認為對話只出現在愛情中,但他確實視情人之間的對話(lovers’ talks)為最高層次的對話。其次的是友善的閑談(friendly chat),然後是一般對談(conversation)。最低層次的對話是辯論(debate)。Buber認為辯論其實是偽裝成為對話的獨白。因為辯論表面上看似是雙方在交流意見,但實際上雙方都想把對方置諸死地,視對方為踏上勝利的台階。

林鄭月娥與一眾政府官員舉辦的社區對話則做不了對話的用途。我理解,因為時間和空間所限,政府有必要制定程序,以挑選市民進入對話空間。從行政的角度來看,這不是問題。而且,傳媒在社區對話完結後整理的資料發現在場發言的市民大部分是反對政府,所以不存在政府依據市民的政治取態而作篩選。

但是,林鄭月娥在對話會中的回應以及她一向在記者招待會上回應記者提問的方式和口吻,顯示不到她把對方視為獨立並擁有個性的個體。對話會的形式是,先收集好幾位市民的意見然後一併回應。這反映大會假設了不同市民提出的問題或意見將會重複,正是沒有視每位發言人為獨特個體。在多個記者招待會上面對記者提問時,林鄭月娥總是顯得不耐煩,並好幾次說「我已經回答了你的問題」。

同樣關注「對話」這一概念的精神分析師Joost Meerloo,在“Conversationand communication”一文指出,「真」對話需要符合三個條件。第一,對話雙方必須具備同理心。第二,對話雙方需擁有相類似的精神和文化背景以了解雙方使用的符號的意義。第三,雙方必須愛和珍惜對方。

第一個條件,究竟林鄭月娥是否具備同理心,實在無法考證。但一般反政府人士相信她對受了傷的青年示威者的同理心比起她對被破壞了的八達通入閘機等死物的同理心為低。要對做「真」對話,林鄭月娥及一眾官員必須將心比己,想像如果是自己或自己的同伴受了傷,他們會做什麼或有什麼表示。第二個條件,縱然林鄭月娥、官員和示威者大部分都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同樣說著廣東話,但由於年紀關係,各方接收訊息和使用社交媒體的習慣都不一樣。政府官員必須學習青年人網上的話語,以更了解當下青年人的心態和看法。最後,關於珍惜,反政府人士不相信林鄭月娥珍惜青年人。在8月9日的記者招待會上,她指出參與示威者青年人是一群對社會沒有建設的人(“They have no stake in society”)。雖然,她之後在臉書上澄清,但挽回不了反政府人士對她的極壞印象。

從傳播哲學的角度來看,對話能否成為「真」對話,並非一朝一夕的努力,不可以只關注個別的對話會的安排。「真」對話是建基於雙方的關係。當中,愛和珍惜需要長時間來建立,但破壞就只需一個動作或一句說話。希望林鄭月娥和一眾官員在尋求「真」對話一事上願意用時間來和青年人建立關係,而不是把他們當成工具或政治籌碼來為自身榨取利益。

References

Buber, M. (1967) Between man and man: The realms. In F. W. Matson & A. Montagu (Eds.) The human dialogue: Perspectives on communication (pp.113-117). New York, NY: The Free Press. (Reprinted from Between man and man, 1947)

Meerloo, J. A. (1967). Conversation and communication. In F. W. Matson & A. Montagu (Eds.) The human dialogue: Perspectives on communication (pp.140-147). New York, NY: The Free Press. (Reprinted from Conversation and communication, 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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