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風眼中保持希望 ―― 一個教師眼中的反修例運動〉

引言

2019年香港經歷了一個火辣辣的夏天。火辣辣的,不單是灼人的烈陽,滾燙的高溫,還有瀰漫在街上嗆鼻燒喉的胡椒噴霧、催淚煙,火光熊熊的燃燒彈,心中滾動的怒火、熱情。自6月開始的反修例/送中事件,影響了全香港人,驅使了起碼四分之一的香港人上街(包括不同立場),震盪遍及社會各階層。教師以往一直被認為是較保守的一群,二十年前,評論者曾這樣形容香港的教師:「在香港,教師的保守傾向也許更明顯。與其他結構穩定的社會比較,香港沒有一個厲行正面干預教育的政治或宗教勢力。在『自主』的情況下,教師會主動靠攏保守的主流,務求做到比保守更保守,使自己的社會地位更清晰、穩固。」(蔡寶瓊,1987)[(1)],但在這次運動中,不少教師上街,甚至走到最前線,參與抗爭。[(2)]社會上有人批評教師教壞學生,是事件的罪魁禍首[(3)],教師被捲進了這次政治漩渦中,並且被認為是站在保守勢力的對面。究竟是什麼令教師有這麼大的轉變?教師在這次運動中扮演著什麼角色?他們對運動,對香港的現在與將來有什麼看法?為多了解上述幾點,筆者採訪了年青教師C,希望可以多瞭解年青一代的看法。

訪談風眼中的教師

C是一位三十出頭的年青中學男教師,出身基層家庭,擁有大學學士和碩士學位,在現任學校已任教多年,職位和收入穩定,現租住私人樓宇。C對這場運動是支持的,他自4月底已開始關注事件,到了6月,事態升溫,他開始參與遊行、集會、分享網上示威資訊,也曾在現場捐款和簽署網上聯署(但未必每一個聯署都簽署,會考慮聯署的議題和可行性)。他自言是「和理非」,一直關心社會事件。政府長期以來一直不接納民意,市民在制度上或議會中都受到不公平對待,而這次「反修例」事件中更帶出很多不公義的事,使他覺得不能不站出來,即使不能做到什麼也唯有「盡做」。

有人說這次運動是一場暴動,也有人說是一場革命,C認為這是個不易說清的問題。正如「時代革命」是什麼意思,不同角度會有不同答案,建制力量指責是「港獨」,抗爭者聲稱是改革積弊創出新天的意思,但即使是「同路人」,也有不同目標、不同路線的解讀,要清楚區分運動、暴動和革命三者不容易。C認為更重要的是背後的論述。C反對「暴動」的標籤,重點是當權者以備受爭議的法律條例打壓抗爭的行動和意識,以法律包裝政治,卻諉過市民破壞法治,本質上是「暴政」;抗爭者的運動/革命本來一直走和平路線,後來不斷被當權者以暴力壓逼,如今的運動雖然也有暴力的成分,但顯然是不對等、不同質的。

運動爆發的原因

C認為運動爆發的原因有很多,遠因可追溯至長期的中港矛盾、香港的政治不平等與貧富懸殊、中國氣焰越來越盛的「銳實力」等,但更重要的是如前所述,政府長期的不接納民意,市民沒機會發聲,意見被漠視,民意被打壓,早使市民不滿。近幾年來,一連串事件的發生,如銅鑼灣書店事件、鉛水事件、議員被取消資格(DQ)事件等,使市民覺得恐懼、疑惑、不安、憤怒,種種事情,積累了大量民怨,所以到了4月傳出修訂《逃犯條例》(「送中」條例)便成為觸發點。市民由恐懼開始,擔心受到不公平對待,於是群起反對,這些情緒結合了前述不公義的感覺、五年前雨傘運動的經歷,終於爆發為這次持續幾個月的大型抗爭運動。

在運動中的角色―街上和校內

除了個人上述的直接參與外,身為教師,他在運動中有另一角色,以另一種形式參與了運動。首先,除了個人的參與外,為了照顧和保護學生,在一些特別情況下,他會到現場找學生,即俗稱的到抗爭現場「執仔」(例如六一二當日)。更多的則是在由6月到現在的這段期間,在任教的學校內做學生工作。C任教的學校對運動態度持平,相信老師專業,不會打壓學生,但同事間很少公開談論,大家的共識是讓學生維持在安全的情況下表達意見。雖然自己有立場,但C會盡量持平,讓不同立場的學生多了解對方的著眼點和內心感受,因為學生各持立場便不容易明白對方想法,甚至持對抗態度,發生衝突。C任教的學校內會上街的學生不算很多,但不少學生一直支持運動;與此同時,校內有不少新移民學生,他們多持親建制觀點,反對運動,於是雙方會各持己見。初時情況並不嚴重,但9月尾、10月開始,隨著事態發展,衝突較多,這時老師便要介入調停。C主要會和學生「傾」,分析情況,讓雙方明白對方的想法,並緩和學生的情緒。

經歷和感受

運動持續幾個月,C幾乎主要的遊行和集會都有參與,在開始時期的感覺是開心和感動的,特別是在經歷100萬、200萬人上街後,為香港人前所未有的團結而感動,覺得香港人再一次覺醒了,敢於站出來對抗不義,而且成功與國際連線,聲勢甚壯。但經過幾個月的抗爭,做了這麼多事,訴求仍沒有得到回應,興奮、開心漸漸變為憤怒和無奈,事態繼續發展至現在,似乎仍然看不到出路,動盪的形勢也不知道何時才會結束。不過,雖然不知道事件何時會平息,但C仍抱著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態度,盡自己的力,只希望一個偶然的轉折點出現,為事情帶來轉機,但這個轉折點會否出現,或何時會出現是未知數。

幾個月中,印象最深刻的是六一二那天(金鐘大型衝突)有學生被捕。那天消息傳來,有學生被捕了(那天3時後,示威者開始衝擊警方防線,警方發射催淚彈、橡膠子彈和布袋彈驅散示威者和清場)。他和同事趕到現場「執仔」,那是C最接近前線的一次,當時現場仍很混亂(當日混亂情況持續至11時後),消息滿天飛,但他仍盡力提醒自己要保持冷靜,自己不是「衝衝子」,不是要去衝,而是要去找學生,保護他們。可是他們與學生失去聯絡,心裡忐忑不安。及後,證實學生被捕,十分擔心。

問到他身為老師,經過這次/這類經驗後,覺得學生應否走到這麼前?C想了一想說,學生始終是社會的一分子,他們有權利和自由參與社會活動,前提是自主自發。至於有人說,學生不成熟,不應讓他們參與,甚至有些人說教師有責任勸/阻止學生參與。C認為如學生考慮清楚的話,他們決定參與便參與,他們有自己的想法、做法,在這幾個月的運動中可以看到,許多學生的思考、組織、行動能力都非常成熟,絕非批評者想像般是被煽動或跟風。在老師方面來說,他們的身分很尷尬,因為學生其實很清楚老師的立場,但未必會接受,老師只能盡量分析,幫助他們明白情況和相關法律,提醒學生避免違法行為,並關注他們的情緒,因為學生有時會有困惑,但最親近的親友可能不會幫助他們。

對於有人責備教師和學校,認為有些教師的言論偏頗,特別是通識科提倡的批判、反思,變相鼓勵學生批評政府,參與社會運動。C自己並沒任教通識科,但他並不同意這種觀點,因為學校不會灌輸政治思想,只是鼓勵學生多了解時事,獨立思考,而且訓練批判思考能力有利平衡正反意見(甚至有人誤認為通識科試題要求平衡雙方意見鼓勵了學生假中立,沒有立場),所以學生參與社會運動,不應歸咎於課程、教師。

長遠來說,他覺得經過這次事件後,教育界面對的限制相信會更多,打壓會加強,政治上可能要作最壞打算,但教育界仍應堅持本份。現在的世界與以往不同了,面對壓力,教育界會以自己的方式找到對應之道,積極的教師會繼續參與社運活動,抵抗打壓的力量,並栽種獨立思考的種子,培育學生公民意識。學生方面,現在是互聯網時代,學生自己會接收不同渠道的資訊,學生對權威的想法與以往也不同,大家都會變化,與時並進。

運動的前景

修例事件已持續幾個月了,何時會結束呢?對於前景,C認為很難說會持續多久,發展至現階段(訪問時為10月19日),運動仍以遊行或其他更激烈的方式在持續進行,直接上街參與的人數可能少了,不過零星的抗爭不會停,以前很多人常說會有死線,例如「十‧一」是終局之戰,但現在看來情況似乎不是這樣,「十‧一」已過去了,終局沒有出現,運動可能會發展成長期抗爭。再加上國際形勢也在變化,如美國國會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的出現,中美貿易戰進退攻守,為形勢增加了變數,所以抗爭可能會延續至半年或以上,其實外國的相類運動也延續很久,如韓國朴槿惠瀆職事件便經過九個月,朴槿惠下台才告結束。

對運動的期望

C認為五大訴求是香港人的基本共識,特別是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更是大多人數人都認同的意見。不過如要實現五大訴求,有很多問題要解決,例如撤消所有對被捕者的控訴,就必須要有在法治社會裡可以接受的方案去處理,這件事在六一二時較易處理,因當時被捕的人數較少,情況較簡單,但發展至現在的CASE很多,性質也不同了(如出現縱火、「私了」之類的行為),所以很難一概而論能否全面撤消起訴或特赦被捕者。而且運動的訴求現在也有改變,例如解散警隊是近期提出的訴求,但如何實行,並不容易。彭定康在英國起碼「傾」出了一個方案[(4)],所以C認為如要落實五大訴求,政府起碼要務實地提出一些兩方都可能接受的方案,大家才可開始商討,如沒方案,不經商討,只以警方武力或制度暴力解決問題,單方面要求市民「止暴制亂」,香港人無法接受。

個人方面,C最希望達到的是落實雙普選,但他知道這不易達到,而且社會上有很多問題,不是普選便可以解決,所以他希望運動有持續性,不單解決政制問題,同時也啟發社會共同思考其他問題。這方面,香港人要想清楚目標是什麼。想的不單是運動的目標,也包括個人願意作出多少犧牲來達到目的。這方面,對C來說,他覺得未見到實際會降臨在面前的挑戰,很難想像自己願意作多少犧牲,或犧牲什麼?工作、牢獄,還是名譽?現階段也難說。何況怎樣才算犧牲呢?C認為如果是自己自願的選擇,即使要付出代價,也不算犧牲了。

修補撕裂,重拾信心

當問到C認為應怎樣才能修補社會上的撕裂和重拾香港人對政府的信心時,C認為對現屆政府已沒可能有信任,因為香港人根本不知道這個政府在做什麼,她是一個自動運作機器,只聽北方命令,但事實上前線無人能夠操控,於是各個機件自把自為,互相破壞規矩,令人無法信任。至於社會上的「撕裂」,C覺得社會上,不同人有不同觀點、立場的狀況可能會維持一段時間。從好的方面看,這種狀況可以是一種動力,逼出改變,在正常的情況下,社會懂得如何調節,不必刻意修補。C覺得今次的事件,的確為香港社會帶來了很多改變,這可能是好事,因為香港人從未像現在這樣關心社會,大家對政治和社會的了解和關心都增加了。

核心價值

C覺得「核心價值」這類本質性的概念很容易令人混淆,講死了或易變成教條、偏見、排外,而空談理念也會被嘲離地,所以最主要是看這些核心價值如何形諸於外。民主、自由、法治是香港人所共同重視的,大家珍惜這些東西,擔心這些制度會崩潰,對這些價值的重視形塑了香港人的性格,願意為此化為實質行動的,無論是在制度內堅守,又或在制度外力爭的,就是核心價值。以往香港人的性格是反應性的,較為被動,但經過這次事件後,新的形勢使香港人與以往不同了,為了大家重視的核心價值,大家的承擔多了,勇氣強了,建構社群的意識更清晰,體現出一種更投身社會的新的價值觀。

對未來的想像

當問到C覺得香港未來究竟會怎樣時,C想了一想回答說他心目中也沒有一個很清晰的圖像。短期來說,政治上可能要做最壞打算,未來幾年打壓一定會加強,政府會從各方面分化。但2047年距今有二十多年,在現在的形勢下,如超過五年、十年的前景很難想像,特別是目前國際形勢的變化很大,中國又有內部的變數,香港民間的變化更多,目前民間已動起來了,很快便會有很多事情發生,如區議會選舉快到了,一切都在進展中,變化可能很大。

面對不確定的前景,C身邊有人悲觀、氣憤,大家很容易有負面的想法,但C自己可能是性格關係,傾向樂觀,願意向好方面想。他覺得世界可能會有阻滯,未來甚至可能有更壞情況發生(如戰爭),但應該向好處想,最終仍會變好,就像數十年前,誰也不會想到黑人和女性能獲得社會公平的待遇,但現在大眾無論思維上還是行為上都已改變了,香港的政經環境可能會持續波動起落,箝制日增,但整體而言民情定會在民主、自由、友愛等價值上持續進步。這次事件,使香港以新姿態進入國際舞臺,受到世界各地關注,香港人也與以往不同了,所以他雖然會做最壞打算,但仍會用各種方法堅持本位,做好自己的工作,希望明天會更好。

C提出社會上曾有人指這場運動等同於六四,被瘋狂打壓後,香港人也許會變得麻木,只看經濟,或陸續被新法例與新移民洗牌,但C相信香港人應該能堅守得住,重點是「不遺忘」。只要人民不忘記,即使障礙重重,很多想法和可能性仍能在夾縫中自發生成,正如這幾個月來的眾籌登報、網絡文宣,成功連結到國際力量,這都是過往想像不到的。街上抗爭也許無法長期持續,但文學和電影的創作、粵語歌曲的奏唱、傳媒的挖掘和紀錄、海外華人的呼喚、國際組織的連結,一定會遍地開花,當中或有起跌,但薪火不會熄滅。作為教師,除了貼身的情緒關注,可持續的是對「真相」的重視,這不是說要灌輸某一陣營、某一角度的「真相」,而是在這「後真相」的年代,教導學生如何fact-check、提醒學生提防和不要亂傳fake news,非常重要,只要懂得主動探問,相信下一代還是知道是非曲直在何方的,至於他們會如何響應社會運動,就看時代的變化了。

討論:教師/教育界的未來

透過以上訪談可以看到一個年青教師對反修例運動各方面的看法,受訪者說出了他參與運動的原因、經歷和感受,個人對運動的期望和對前景的看法,其中流露出各種的情緒,由不滿、恐懼到憤怒、擔憂,由開心、感動到失望、無奈……百感交集,而貫串其中的是受訪者對社會的責任感,對信念的堅持和承擔,和對教師專業的尊重。受訪的教師,不是蔡寶瓊所描述的「比保守更保守」的教師,反而隱隱然出現教育學者Giroux[(5)] 口中的轉化型知識分子(transformative intellectuals)的面貌。Giroux在《教師是知識分子》(Teachers as intellectuals: Toward a critical pedagogy of learning)一書中認為教師應成為轉化型知識分子,他們對社會現況會有所反省和批判,而投入實際社會結構的改造行動(Giroux,1988)。C自言對未來保持樂觀,但從他的說話,帶出了經過這次運動,教育界將面對和須處理的一些問題。

三十年前,蔡寶瓊說過:「香港沒有一個厲行正面干預教育的政治或宗教勢力。」但現在,這個情況將成過去。近十年來,教育早已一再捲入政治漩渦中,2012年的反國教運動是其高峰。在反修例運動中,大量年輕面孔上街,根據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的報告,6月至8月期間,有6%至15.6%參與示威者年齡在19歲或以下。[(6)] 10月1日[(7)] 和10月4日[(8)] 先後有兩名中學生被警察實彈擊傷,更可見中學生在這次運動中走得有多前。不少建制派人士將這個情況歸咎於學校教育、通識教育的失敗。

十年前推動通識教育的前特首董建華和經民聯的立法會議員梁美芬先後批評通識教育造成現在年輕人的問題。另一前特首梁振英則批評教育局對在網上發表仇警言論的教師的譴責不夠嚴厲,和促請何傳耀中學的校長應立刻開除中槍的學生。9月8日,民建聯議員和警察家屬向保安、教育和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提出多項訴求,包括強烈反對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要求教育局成立「監師會」和在課室設置錄影及錄音設備。種種情況都顯示,政府當局和建制派都希望未來在課程和學校層面加強限制。C預料到教育界面對的限制會更多,打壓會加強,政治上可能要作最壞打算。當壓力越來越大時,辦學團體、學校校董會以至教師個人能否頂著這種種的壓力,堅持忠於自己的信念,即使作出犧牲也在所不惜?C說,「如果是自己自願的選擇,即使要付出代價,也不算犧牲」。但為了堅持信念,大家願意去到幾盡?

教師在這次運動中的參與和社會其他各階層的不同之處是他們的現場不一定是在街頭,也在學校。以往教師被視為是建制的一部分,是傳統價值的維護者,但在這次運動中,不少教師以個人身分不同程度的投入了街頭抗爭。可是當回到學校,恢復教師身分時,他們要持平地讓持不同立場的學生瞭解對方的觀點,開放地討論,互相尊重。不少學生的情緒受影響,教師要予以輔導、支援,照顧他們的情緒。學生出事,教師要跑上街頭「執仔」,保護他們,提供協助。教學方面,Giroux認為教師的責任是協助學生成為變革的行動者與社會批判者,香港學生在這幾個月內已付諸行動,但這批早熟的行動者是否有足夠的知識和智慧將運動持續和深化?經過運動的歷煉,學生的經驗和想法不同了,以往的教學方式是否仍然適用?教師在運動中的多重角色使他們面對的任務要比其他行業複雜,這些都是香港教師未來面對的挑戰。

以往的校園是一個相對平靜的地方,教師、學生在學校內「享受渾圓的和平」(聞一多《靜夜》),但今天校園的四牆已阻隔不了外面的喧囂,現在的校園就如風暴的風眼,表面暫時安靜,四周風雷激盪,狂風隨時捲至,前途難料。C知道未來的路困阻重重,但他相信香港人在經歷運動後已醒覺起來,大家對自由、民主、法治、正義等核心價值的重視,已轉化為更有承擔的投身社會的新價值觀;這個火辣辣夏天的經歷已成為香港人的集體記憶,只要大家不遺忘,薪火相傳,記憶會成為力量,所以他選擇樂觀,將信心寄託在香港人身上。究竟今次運動何時會結束?香港的未來將會是怎樣的?在目前這一刻,沒有人知道,答案仍在風中,在此謹將以下一段話與大家分享,為本文作結,共勉。

因此,他們(教師)必須極力對抗學校內外的經濟、政治與社會不公平現象。同時,他們必須致力於創造一個環境,讓學生有機會成為具備知識的公民,並鼓勵其為擺脫失望而實現願望而努力。此任務對於社會教育者而言雖是難事,但它是一個值得付出的鬥爭。否則就是否定社會教育者認定其轉化知識分子角色之機會。(Giroux,1988)[(9)] 

鳴謝

感謝C接受訪問,他的坦誠剖白,使我們得以瞭解一個教師經歷這次運動的心路歷程。訪談內容曾經C過目,並作修訂和補充。

[1]蔡寶瓊,1987,〈教師為何「老土」〉,《教育社會學觀察》,香港,廣角鏡出版社。

[2]6月12日的衝突中,一名拔萃女書院通識科男教師右眼中槍,被警方以暴動罪拘捕。

[3]人民日報海外版於8月28日發表評論員文章〈這樣的香港老師,太毀師德了〉,批評有香港教師,向學生,植入激進政治立場,煽惑學生拋棄學業和前途,甚至揚言罷課。

[4]彭定康曾領導獨立委員會,深入研究北愛警民關係破裂的底因,於1999年發表報告,建議重組北愛警隊、成立獨立具實權的監警機構等。

[5]Henry,A. Giroux,美籍法裔學者,批判教育學的代表人物。

[6]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反修例調查報告可見以下網頁:https://sites.google.com/view/antielabsurvey/content

[7]10月1日,荃灣何傳耀中五學生在警民衝突中被警察實彈擊中,是反修例運動中首個被實彈擊中的示威者。

[8]天主教喇沙會張振興伉儷書院14歲學生,在10月4日元朗衝突中被便衣警員開槍擊中大腿。

[9]中譯採2007年,陳儒晰所譯《教師是知識分子》一書,臺北高等教育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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