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線」之後 ―― 訪問運動及警隊支援人員〉

本篇文章由兩個訪問構成,對象分別為反修例運動及警隊中的「支援」人員。訪問分別於10月底及11月初,以一對一的形式進行。兩名受訪者並不知悉本文將以如此形式由兩個訪問構成。第一位受訪者L同學為運動參加者,20多歲,身分為大專學生,有參與這數月的反修例運動,雖然行動不算「激進」,但在運動中積極地擔任支援的角色。另一名受訪者為A先生,今年約30歲,從外國回流,在警隊中擔任後勤支援、屬於較為基層的角色。

受訪者背景及參加運動起源

訪問第一個談到的問題是參加運動的源起。L雖然有參加6月的遊行,卻認為自己於7月才正式開始投入現時的運動。對L而言,6月的遊行跟以往的七一遊行等沒有大分別。政府於6月宣布「暫緩」條例而非「撤回」,以及6、7月發生的種種事件,令L明白加深對事件的不滿,從而更積極地投入運動。

在這個時期令L進一步投入的因素有二。第一為政府的不作為、不表態,甚至有一段長時間沒有任何主要官員現身面對公眾。情況反映了政府根本無心處理事件,只是希望拖延。第二,警察與這段時間的行動激發起L的不滿,認為除了繼續行動以外別無他法。被問及這兩因素的重要性,L認為是「缺一不可」。即使政府沒有出來回應,如果這段時間警察的行動跟以往沒有分別,例如在遊行時只是旁觀維持秩序,或是於佔中期間讓示威者留在路上,不會激發起L如此堅定參與運動的心。另一方面,即使警察的行動失當,如果這段期間政府有積極回應,令人感到事情有解決的希望,亦同樣不會變為今天的情況。

另一方面,談到當初加入警隊的緣起,A指出自己對軍事有興趣,亦愛好健身,加入警隊對他來說挺自然的選擇。而以作為虔誠基督徒,他對當初宣誓成為警員的誓詞十分認真對待。在這幾個月時間,A沒有直接上過「前線」,主要負責接替日常警務工作(例如當值報案室、處理其他「日常」案件),以騰出其他人手處理社會事件。

對運動的取態,A絕非一般的所謂藍絲,平時主要閱讀《明報》及《香港01》,但亦會看他認為較偏頗的《蘋果》及《東方》,以取得各方觀點。被問及有關「七二一事件」時,他也深深不忿,認為事件不可接受,卻由於自己的角色及事件發生於其他分區而無能為力。

運動中印象深刻的事件

相比起其他參加者,或是於社交媒體上接觸到的事件,由於L主要於前線後方支援,亦對自己的行動力有自信,較幸運地從未與警方人員有直接的不愉快衝突。要數自己經歷到最深刻的事情,便是在市民對港鐵醞釀不滿的初期(當時仍未對港鐵有大規模破壞),L於住處附近的地鐵站目睹一名市民因質問港鐵職員為何站中有大量防暴警察,該人被帶走後,L及一班市民不滿圍著港鐵職員要求解釋。及後因有人報警,防暴警察再次到場,L見狀隨即離開現場。L表示對其深刻之處是不明白為何只是問問題亦會被帶走。被問到有關運動中較正面的經歷,便是在大多數參加者都是年青人的後方支援行動中,有老人家亦不辭勞苦一起工作,亦不聽其他參加者的勸告讓其他人做或休息。

對A而言,被問到在這幾個月在工作中較深刻的印象,要數有一次處理一名老人跌倒事件,他們比救護員更早到達現場,隨即使用僅有的裝備進行急救,卻在過程中被途人誤以為「警察打人」,心感極無奈卻仍需繼續施行急救,幸好沒有釀成重大誤會。

由於A的性格,在運動初期仍然與大部分朋友及相識有交流,但是於8月尾開始氣氛開始出現變化,逐漸被各種圈子排擠以及辱罵。A清楚記得,有一天於街上成功解決案件,得到涉事者的家人大力感謝,卻於同一時間手提電話中的群組被人圍攻,感到十分矛盾。

有關主要訴求

如前文提到,相信亦跟大部分參加者一樣,如果政府在初期已撤回方案,或在過去數月有較為正面的回應,L已經認為可以「收貨」。可是到了現在,L的取態自然是「五大訴求、缺一不可」。被問到這個立場有多大的彈性,L則有所猶疑。訪問初期,L表示雖然有一些訴求比較難以達到,但確實是缺一不可,在全部達成之前運動不會完結。可是在訪問後期,在討論這個運動的去向時,討論到最近有傳言特首會於明年下台,如果繼任的人選釋出善意,L本人亦會考慮接受。當然,L對善意的真確性、以及五大訴求當中哪幾項有什麼承諾是有要求的,但是「門檻」並不算高。假設新特首表示可以「考慮」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撤回暴動定性,並可於《基本法》框架下繼續尋求達成普選,L認為可以接受。

當然,這個並非純粹是態度的轉變,但更大可能是平衡理想及考慮到現實的情況。其次便是考慮到除自己以外的參加者的心態。被問到在這場運動中沒有大台,有沒有任何人或組織可以代表運動參加者,例如發言表態或與政府談判,L很清晰地表達沒有可能,這場運動的參加者人數太多、層面太廣、行動亦十分不一。所以,即使L自己的立場及透過參與運動希望達成的目標並不一定是五大訴求全部達到,必定有其他參加者的取態較為強硬,在達到五大訴求之前不會罷休。

另一方面,談到運動的起因,尤其是否因為政府推行一條不受歡迎的條例所致,A的立場及眼光卻是更遠。A自認於2008年或以前有極強的民族自豪感,與當時香港的社會大多數相似(例如根據民調,2008年港人有很高的國民身分認同),卻於隨後數年不斷感受到香港政治情況的改變,包括大量自由行及新移民湧入,而政府大部分的決策並非以香港市民為出發點。故此,修例風波只是一次過將一系列深層次社會矛盾浮面,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其中A提供了一個反映這個矛盾的例子。在執勤時,A曾經幫新來港人士錄口供,該人剛住滿七年,但已經在新建成的公屋(A認為是頗「高質」的公屋)成功「上樓」,並且若無其事地表示一家都沒有在工作,依賴綜援生活。A想到其他本地家庭,一家多口擠在劏房裡,這些新移民卻可以於公屋安居,感到相當無奈,認為政府資源不應該這樣運用。

運動的代價及可能的終結

訪問的後期,焦點總會轉移至對運動未來的看法,例如會不會「割席」等。談到L認為運動可以付出什麼代價,例如是否因為可以達成運動的目的,破壞「藍色」資本的商舖,甚至使用汽油彈等較「激進」行為或出現人命傷亡─可以接受到什麼程度?結果發現,L對大部分示威者會做出的行為都不反對,甚至包括可能出現的人命傷亡,亦已經屬可接受的範圍。該注意的是,在與L訪談的時點,坊間討論的是15歲少女死亡事件,還未發生將軍澳周同學事件。

「那出現什麼情況才會認為需要結束運動?」(思考)「例如出現大量人命傷亡?」(猶疑)「出現大量『非警察』的傷亡?」L原本表示同意,但立即補充「但如果這樣便更加不會結束。」如出動解放軍,當然需要考慮行動,但總的來說影響不會十分大。L甚至認為,面對解放軍可能更好,因為很有可能他們的行動會比警察更「正常」。

相對於L的取態,A主要以一個個人的立場出發。直至現時為止,A仍然深信自己的工作,亦會感到自豪及有成功感。在討論運動過程中,A始終認為,作為警察自己並沒有做錯,一直克盡己任,雖然對受到攻擊有不開心及無奈,卻絕對做到問心無愧。同樣道理,A沒有想過辭職,除了因為仍然喜歡工作外(訪問中沒有談到A對同僚的行為是否認同、或是對是錯),也認為自己僅需每次出勤盡自己本份及職責即可。

被問到對運動發展至此的看法。雖然受盡朋輩壓力,仍然感受到A對運動保持一定程度中立的看法,認為主要訴求可以理解。但是A唯一明確表示,對最近出現「私了」的行為絕不苟同。對A而言,「私了」令示威者徹底失去所謂的「道德高地」,在他們動手以自己的方式「解決問題」的一刻,他們自己亦都成為犯罪者,A對此深痛惡絕。在此,筆者並沒有追問A有沒有想過示威者是因為認為報警不會得到公平的對待而產生「私了」的念頭。因為筆者深信若果當時到場的警員為A,事件必定都會得到公平的解決。

至於「割席」問題,在問及A能否想像在什麼情況下會對警員的身分感到羞恥,並考慮辭職,A肯定地表示不會,理由如上所述,他每天都在進行日常警務工作,他相信這份工作以及對工作感到自豪,不明白為什麼自己需要為其他人的行為放棄喜歡做、認為對的事。當然,被問及如在執勤中遇到同僚進行不恰當的行為,A表示會毫不猶豫阻止。

展望香港及自己的未來

對L來說,這次運動有幾個重要的影響。在參與運動前,L自認是「港豬」,對政治不甚了解,現在卻會對立法會的辯論非常關心及瞭如指掌。值得留意的是,L在2014年雨傘運動時仍是中學生,自言當時年紀較小,未有受運動影響。另外,L在運動的過程中思考自己的未來,希望可以於日後做一些事貢獻社會,例如做社工或教師。雖然認為自己一直都希望擔當這類工作,但運動令這些希望貢獻社會及幫助別人的信念更為強烈。

對香港的未來,L表示在運動後對2047這一年份十分擔心。被問到為何一方面認為現時香港政府或社會已經由中央政府從不同渠道控制(例如認為特首林鄭月娥事事聽命於中央),卻仍然認為2047年是一個關鍵日期,L表示2047年後中央可以改變制度,並終止《基本法》,直接控制香港,跟現時仍然有決定性的分別。

另一方面,談到現時的風波有沒有解決的可能,A認為不論短期發展如何,「如果香港政府一天不是為香港市民、以香港本身為出發點、而是凡事均單純以『其他政權』之利益為出發點執政,一天都沒有解決的希望。」A亦隨即補充,自己絕不支持港獨,且並不認為港獨有可能,只是認為中央若能在現行的框架中,貫徹實行一國兩制,讓香港政府有完全的能力處理自己(國防及外交以外)的事務,而領導到政府的人亦不用過度受一個兩制中的「一國」掣肘,將會為港府施政提供更多彈性,或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或多或少的平息某些民怨。最後,A表示對香港未來不太抱有希望,但仍未至於絕望,現階段唯有抱著見步行步,並且如上所述盡自己本份即可的想法。

討論及總結

本文會綜合討論兩個訪問,結合筆者對時局的見解作出總結。第一,比較過往的政治事件,學者或評論員每每將事件放大,形容為「香港政治分水嶺」或「香港從此不一樣」等。當然,1989年民運、2003年七一遊行以及2014年雨傘運動,全部都確實地改寫了香港政治面貌,可是從筆者看來,這次的修例風波卻是真正做到了跨世代及全民的影響。由於風波持續一段時間,社會受的影響亦十分大,我們可以斷言每一個香港人都或多或少受到波及。由直接參與運動與警察對峙到日常的交通不便、居住的社區發生衝突及被投放催淚彈、逛街時店舖突然關門,甚至只是在逛商場時驚覺「原來少了遊客那麼輕鬆」,這次風波真正做到了全民的政治啟蒙。不論政見,每個人就算未必需要在這次事件中「表態」,亦至少會有充分機會整理自己的看法,判斷誰是誰非。這亦是為什麼就算雨傘運動當時對社會上一部分人來說那麼震撼,其他人仍然可以選擇置身事外、不聞不問。相反,這次運動根本地觸及了人們的日常生活,甚至改變了香港人的消費及交通模式。你可能不介意鐵路閘機被破壞,亦不介意多走幾步於「小店」消費,他卻因為未能早些回家、樓下的商場關門而對騷亂懷恨在心。總之,這場風波無可避免地將每個香港人捲入,真正是做到了「香港從此不一樣」。

第二,雖然兩名受訪者都只是代表個人,而絕對不代表各自所屬的群體及其他任何人士,卻令筆者有深刻的體會。首先,對L認為運動可接受的代價及底線,即使出現人命傷亡,仍然選擇堅持「核彈都不割」(割席),筆者能理解不割席的理由,但必須承認沒有想像過參加者不割席的程度,甚至能接受傷亡(尤其是對方),實在相當意外。L並不活躍於前線,卻萌生了這種「激進」(至少對筆者而言)的意志,可想而知,這數個月在媒體及群組中令L感到不滿及憤怒的事情必定多不勝數。另一方面,A則從較為個人的角度出發,沒有將隊伍的整體與自己掛勾,沒有割不割席這一個想法。從訪問中可以感受到,A絕對是正直的警察,不會在工作中出現偏私,亦在被朋友及同輩排擠後仍能保持一個平衡的觀點,在這個時期算是十分難能可貴。筆者亦認為A這個立場在警隊中不幸地應該屬於極少數。在社會急速兩極化時,警隊在每天備受群眾攻擊下,很容易產生情緒(正如社會的「中立」大眾在不斷接觸資訊中會建立自己的立場)。當然,能維持這個立場的主要原因是由於A沒有很多機會上前線。可以想像在前線,雙方都各不相讓,很容易會產生依靠同僚及仇視對手的想法,便很難繼續維持這個以個人出發的觀點。如果爭執持續,不難想像終有一天會出現令A必須選擇哪一邊的契機(例如是否出手制止過火的同僚)。

對於香港的未來,筆者身邊較多人傾向認為2047年的實質意義不大,因為即使屆時中央政府宣布現行《基本法》維持原狀,繼續實行一國兩制五十年(純屬大膽假設),對管治香港而言其實分別不大。由過往十年的往績可以得出一個觀點,有理由相信香港的領導人的實質決策都必須得到中央的首肯。不論是直接給予指示(例如在修例風波上可否作出讓步)或是高官揣測上意,由各千億基建至新移民政策,可見香港的管治體制很多時候並非由本地的核心利益出發。故此,問題並非2047年後或條文上訂立的制度如何,而是在實行一國兩制中有著一個根本問題。這個觀點與較年長的A十分接近。可是,較年青而傾向理想主義的L仍然對2047年這個大限表示憂慮,認為《基本法》的形式及存續均十分重要。筆者對此有兩點解讀。第一,L屬於較為年青的一代,到2047年時約為五十歲,離退休或老去都有一段時間。香港的未來,不論形式上或實際執行上,都會對L這一代有實在的影響。第二,L的「政治啟蒙」較遲,可以說只是於反修例運動中這數月間的事。跟筆者或A不同(A有近十年留意政治時事的經驗),L最為關心和著眼現時的政治事件,以及事件背後引申的問題(香港前途及未來)。反之,筆者及其他人對過去十年、甚至回歸後的發展有不同的體會及結論。以一個較正面的角度來說,香港以及中央政府其實仍然未有「失去一代人」,只要於未來的日子重新思考在一國兩制中,如何實現給予香港政府一定自主權,及充分貫徹「河水不犯井水」等方針,仍然相當有可能收復香港下一代的信心,甚至重新令他們認同國民身分這一類現時看似遙不可及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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